【環球網報道 記者 李聖依】2014年被稱為中國的“改革元年”,未來幾年中國改革將面臨的挑戰成為熱議話題。新加坡聯合早報網3月25日刊登香港時政評論員,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資深會員邱震海文章指出,2014年至2017年將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關鍵期。
  邱震海指出,在歷史的坐標下審視一下中國改革的歷程、彎路以及未來中國的風險,不是沒有意義的事情。如果說過去20年是中國成就和中國問題的“量變”,那麼20年後的今天已到了中國成就和中國問題的“質變”臨界點。一個邏輯的結論就是:今天的中國,其實已經到了社會和政治轉型的臨界點,只不過還不知道如何轉型,或還不敢大膽轉型而已。
  文章稱,人們今天談中國時,其實涉及到兩個進程:一個是發展,另一個則是改革。
  所謂發展,是指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。這一進程不是從1979年開始的,它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努力——洋務運動,也歷經民國階段一直延伸到1949年建國和1979年改革開放。而所謂改革,則首先指對1949年後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良和轉型。但在發展和改革之外,這些年其實還伴隨著另一個進程,那就是試錯和糾錯的進程。由於體制的羈絆,同時也由於改革早年誰也沒有經驗,因此在“摸著石頭過河”的邏輯下,中國的改革35年來“摸”出了許多成績,但也“摸”出了很多問題。
  文章認為,今天和未來的中國,為了“穩增長”,就必須繼續依靠投資的“疾風暴雨”;但要“調結構”和“促改革”,就又必須依靠“文火燉湯”式的微調。“文火燉湯”能否敵得過,或逐漸替代“疾風暴雨”?這是“李克強經濟學”面臨的挑戰。關鍵是今天和未來的中國問題,絕不僅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,而是一個經濟與社會、政治緊密相連,內政與外交犬牙交錯的問題。因此,未來幾年,中國有兩組速度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註:一是經濟增速放緩和社會矛盾上升速度之間的平衡,二是零碎改革的速度與社會矛盾上升速度之間的平衡
  就前一組速度而言,一旦經濟增速放緩,其與社會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間將是一種什麼關係?各種社會矛盾將以何種方式和何種程度爆發?就後一組速度而言,未來幾年,各個領域的改革措施都將陸續登臺。這些措施孤立地看都有重大意義,但若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贏社會矛盾上升的速度,再好的改革可能都將是無意義的,因為社會矛盾一旦爆發,所有的一切都將發生質變。
  文章指出,未來三年,中國經濟的問題,絕不僅止於一般人們談論的“三駕馬車”的調整,抑或房地產、地方債和金融風險的掌控,而是還涉及到一些經濟供求面的更加深層的問題。未來三年,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將全面凸顯,而其後果至少將影響未來二十年的中國經濟。
  與人口紅利下降相比,中國另一個更為深重的危機就是人才危機。前者是低端勞動力數量的危機,而後者則是高尖端人才數量的危機。當前和未來的中國,需要100萬高尖端人才,而目前中國則只有一萬人;更要命的是,這一萬人還在向海外流失之中。過去五年,美國的經濟調整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,它在加強監管的同時,創新的活力和經濟自由度依然不減,而這是一個經濟體長遠發展的最重要的支柱;相反,中國的經濟調整在成功“保八”的同時,卻帶來了許多後遺症。中國的許多看不見的深刻危機,都可能在未來三年裡或顯現,或激化。
  文章寫道,未來三年,中國若不採取積極有為的戰略,中國很可能又會被迫從現有的全球經濟制高點上下來,重拾別人已經制定的游戲規則。更重要的是,中國能否有效緩解因轉型而產生的社會矛盾,將直接決定中國未來能否有從容的心情應對各種更為艱難的挑戰。中國的許多看不見的深刻危機,都可能在未來三年裡或顯現,或激化。如果到了2017年,仍不能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“鑰匙”,那麼中國未來的麻煩將很多,現階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而已。
  (原標題:專家稱未來三年將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關鍵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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